高校培养的人才与企业需要的人才在能力上存在一定错位，“之前调研发现，一些企业用人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但学生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技能可能跟企业要求存在一定的不匹配。另外，一些高新技术行业的岗位紧缺，而很多学校可能还无法很快提供这些专业方面的针对性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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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很重要变化是，当前年轻人的择业观正发生改变，公务员、事业编等再度成为热门选择，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毕业生择业求稳心态加剧，近两成应届毕业生升学，本科生脱产备考公务员的比例五年翻番。“我们看到，政府和国企也很努力释放就业岗位，但体制内能提供的岗位数量还是有限。”姚凯说，在他看来，上述情况都加剧了青年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

面对青年就业存在的问题，一些地区、高校、企业正采取措施。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部分地区推进校企合作，通过组织高校前往企业走访调研，对接企业人才培养需求，探讨校企产学研合作。姚凯认为，推进校企合作可有效打破大学生和企业之间的信息壁垒，但他在近日的采访中也指出，当前相当比例的校企合作仍存在形式化、表面化、短期化、离散化问题，企业难从这类合作模式中获得实际利益，致使不愿投入人力、时间、经费等成本与学校持久合作，出现“校热企冷”现象。

哪些因素推高青年失业率？

日前，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用“需要高度重视”来提醒当前较高的青年人失业率。

国家统计局于2018年1月起定期公布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这一人群主要为高校毕业生、中专毕业生及中学毕业生等青年人。公开资料显示，青年失业一直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社会问题，青年失业率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国际劳工组织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报告曾指出，青年失业率约是成年人失业率的3倍。

姚凯还提到，就业信息不对称和能力方面不对称，也是青年人失业率上升的重要原因。“大学生在学校里得到的就业信息跟真实的社会信息相比，有一定滞后性和不匹配性。同时，用人企业对高校学生结构、学生能力、人才培养情况的了解，也存在一些信息上的不对称。”

在人才培养方面，姚凯认为，要推行人才供给侧改革，要抓好大中专院校教育质量，增加专业与市场匹配度。同时，学校要加强就业辅导，包括帮助学生认清就业偏好和建立就业价值观。此外，对学生能力培养要更全面，“文科生要增加一些理科生的‘硬'技能，理工科学生要增加一些‘软'技能。”

18.4%的青年失业率在国际上是何水平？据经济观察网报道，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指出，2021年，全球青年失业率平均为13.6%，低的为北美地区的9%，高的为北非地区的30%。我国当前的青年失业率，在全球层面不算低，但也只是较高。

“长期来看，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的途径还是经济面要持续向好发展，只有微观主体都火起来，提供的岗位才能根本上扩大。”姚凯说，“大学生就业是全社会都要关注的问题，希望包括高校、政府、社会、产业，方方面面一起合力做好。”

付凌晖提到，青年人失业率偏高的主要原因是，在疫情影响下，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吸纳就业能力有所下降，同时年轻人求职更倾向稳定性强的岗位，加剧了供需矛盾。同时，今年我国大学毕业生达到1076万人，随着毕业季到来，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就业压力。

记者梳理国家统计局数据发现，1月以来，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就较去年同期偏高，姚凯认为，短期数据走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疫情影响与劳动力市场“金三银四”在时间点上的重合，“比如上海复工复产的时间并不久，而这时又是大学生求职就业高峰，由于疫情原因造成开工不足，从而提供的岗位也不足。”姚凯说，“我认为往后看，就业市场会消化一部分劳动力，失业率应该会有一定回落。”

除了高校，政府、社会也需要发力。5月29日发布的《上海市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案》提出，要通过不同形式“补贴”手段进一步促进就业，提升劳动者技能。在姚凯看来，通过“补贴”增加培训投入，是应对就业中存在的能力不对称问题的办法之一。“未来政府、社会，也要提供一些培训资源，包括产生一些优质培训机构，把职业教育和企业很好地融合起来，做到企业之中有职教，职教之中有企业，这样对培养人才的针对性就有很好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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