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觉得那个地方就是我的故乡，我有了更多写作的自由，有更多的“在地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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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籍河南，出生新疆；中学练了6年武术，又被武汉大学中文系破格录取；当过报纸记者和文学期刊主编，但一直不是个“专职作家”——邱华栋身上有很多奇妙的点，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是个“斜杠”人士，唯一不变的，是他一直在写作。近来出版的《十侠》写的是侠客，《北京传》写他生活了30年的北京，兜兜转转，都与他的体验有关。

　　邱华栋有一个特别的能力，随时能接受采访，挂了电话，又能续上接电话前的写作。他说：“新闻结束的地方，是文学出发的地方。”

　　中青报·中青网：写北京这座城市的书很多，如果要为《北京传》写一句“广告语”，你会怎么写？

　　邱华栋：我曾开玩笑地说过一句话，叫“一书在手，北京不愁”，当然这话有点大。但这本书对理解北京城市空间的变化、3000年的城市格局，还是有帮助的。

　　中青报·中青网：你写的北京，和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写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邱华栋：是我们感受的时间段和空间感不一样。从城市记忆来讲，他们可能对二环内的老北京记忆多一些，而现在北京的概念变化很大，既有老北京，也有新北京，还有京津冀一体化、雄安新区，等等，我写的空间要大多了。

　　我在北京生活30年，算是一个“新的老北京”，而北京仍在生长。每一代人都应该去热爱你生活的空间和城市，写下你的观察和记忆。

　　中青报·中青网：作家一般喜欢写两个地方，一个是现在生活的地方，一个是故乡，你出生在新疆昌吉州，写这两个地方的情感会有什么不同？

　　邱华栋：我最近写了一篇创作谈《没有“故乡”的人》。很多作家都有一个文学的故乡，他们书写故乡，像莫言写高密，贾平凹写商洛，我突然发现，我没有文学意义上的故乡。我的父母是河南人，我作为移民的后代，生在了新疆。

　　后来，我去武汉念书，来到北京工作。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觉得那个地方就是我的故乡，我有了更多写作的自由，有更多的“在地感”。比如北京，是我生活的地方，是我此刻正在经历的生活，可能比我出生在哪儿更重要。这是我和那些前辈作家的很大的区别。

　　中青报·中青网：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离开故乡，到大城市求学、工作、定居。你当时从武汉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邱华栋：对年轻人来讲，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最让人向往的肯定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大城市的魅力在于有各种机会，特别适合人干事业。我当时大学毕业也有去南方的机会，选择北京，是它作为首都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吸引了我。我特别喜欢文学，一开始并不在文学单位工作，后来去了报社，一干十几年，也是为了靠近文学。

　　困难当然很大，文学写作的群体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只有写得非常好才能“出道”，只有最好的作者，才能拥有最好的掌声。好在我一直是一个文学爱好者的心态，我十几岁就喜欢文学，一直按照自己的计划和想象来写作，来适应。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没有网络，文学刊物是作家成长的阵地；现在网络文学兴起，作家可以在网上写连载，有了新的文学生产的方式。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肯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空间，设立一些目标——比如我，我时常想到自己是一个独特的生命，所经历的时间和空间是我今后不可能重复的经验，我就要书写一种“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字才会有时间和历史意义。

　　中青报·中青网：怎么理解“与生命共时空”？

　　邱华栋：我写过不少涉及北京的小说，五六部长篇，100多个中短篇，很多写的是当下的新事，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城市的生活、年轻人的状态，等等。这是我写作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当然不是新闻，是把它变成审美化的文学。

　　比如，我当记者的时候，有一次采访，看到某天发生了给高楼擦玻璃的“蜘蛛人”出事故掉下来摔死的新闻。这个发在报纸上，可能就是个几百字的消息，但我写完新闻之后，心里其实是很难过的。我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来大城市寻找他生活的空间，结果摔死了。晚上回家后，我就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蜘蛛人》。小说里，银色的蜘蛛人飞跃在城市的上空，从一栋高楼飞向另一栋，后来他还遇到了一个女蜘蛛人，他们在高空相遇、相爱，有了小蜘蛛人，他们宁愿生活在高空，再也不愿意下到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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