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1年到2021年，《大学语文》走过了整整40年的历程。

40年来《大学语文》累计发行数千万册，屡获殊荣。这本教材跨越了时代，影响了上千万大学生的人生，成为大学校园里几代青年人共同的文化记忆。同时，大学语文教育也承载着使一代代青年不断提升母语素养、成为民族精神和文化传承者的历史使命。

《大学语文》第一版到第十一版

《大学语文》的前世今生

上世纪70年代末，时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徐中玉和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等共同倡议，恢复开设因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而中断的大学语文课程，发起组织部分全国高校专家、学者，一起来共同编写新的《大学语文》教材。1981年，教材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新中国第一本《大学语文》教材。

大学语文教育其实已有百余年历史。早在我国现代高等教育诞生初期，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等就在预科开设“经学”“诸子”“词章”等科目，这是最早的大学语文课程雏形。这一课程名称在1904年发布并实施的癸卯学制中叫“中国文学”。到了壬子学制展中，课程为避免与专业的中国文学课相混淆，改名为“国文”。此后，国文课成为大学一年级学生共同必修科目，因而就有了更为周知的“大一国文”之名。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大学教育学习苏联模式，文理科分家，“大一国文”课停开。直到八十年代，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带头倡议恢复大学语文课程，大学语文课程的开设开始在全国高校蔚然成风。

恢复开设大学语文课程，教材编写必须紧紧跟上。1980年10月召开的全国高校语文教学研讨会有20所高校参加。会议决定编写全国协作教材，请徐中玉主编。“《大学语文》教材要延续此前大学国文教材的优良传统，精选历朝历代经典优秀文章，按一定体例，汇编成书。”徐中玉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第一版编选文章时稍显保守，选编的多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结构上采用文学史的办法，从先秦两汉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最后到近代、现代；在编著体例上采取的是原文、作者简介、注释、练习题几部分，选文96篇，其中仅13篇涉及中国近、现代文学名篇，其余为中国古代文学篇目。在大受欢迎的同时也意识到第一版存在一些欠缺，于是在1982年5月推出了《大学语文补充教材》，补充了所缺少的外国文学部分。

从1981年第一版算起，《大学语文》每隔三至五年便会推出新的修订版，截至2021年，已修订出版至第11版。该版在坚持一以贯之的理想的同时，也创新地让高校语文教学立体起来。例如，添加二维码，手机一扫，就能链接到“名师课堂”的视频以及朗读、吟唱诗词的音频。

适应时代发展，不意味着迎合。在第11版修订会上，曾有人提出，是否要迎合95后趣味，在教材中纳入悬疑、玄幻类网络小说？会议讨论决定：不迎合，应引领。

每一版在修订时，编者团队都反复讨论，对内容、编排进行调整，还召开座谈会，向专家、学者、资深任课教师征求使用意见，正因为每次修订时都听取用书学校反馈意见，及时调整篇目，使《大学语文》更适应当下高校大学语文课程的教与学，用书学校也覆盖了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内的几乎所有院校类型。

徐中玉先生与《大学语文》（第九版）

“人文性”与“工具性”兼备

徐中玉先生是大学语文教育领域的灵魂人物，于2019年6月去世，享年105岁，他的一生是和《大学语文》联系在一起的一生。他曾写道：“从语文的‘人文性'角度考虑，大学语文课程的开设，有利于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有利于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涵养性情；从语文的‘工具性'角度考虑，开设大学语文课程，旨在完成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以后，使语文的学习不致中断，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在他看来，语文本身传承着民族文化，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

40年来，《大学语文》的编写凸显了两个维度：人文性和工具性，坚持人文性与工具性并举，注重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涵养性情，并着重提高大学生的语文文字运用能力。

关于人文性，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教材精选的优秀篇目，成为中外优秀文化的载体。教材通过所选篇目，承担人文精神和文化修养的培养。秉持此理念，教材着重选择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现代文学、外国优秀文学作品、诗词曲赋、小说戏曲等。所选作品大都文情优美，内容是对各色人物不同遭遇、社会百态和人性情感的描写，既有深刻思想内容又有艺术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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