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曾经应邀在哈佛大学做过一次演讲，叫“中国的领导人是怎么样决策的”。他谈到，中国领导人通过很多途径获取信息进行决策，其中很重要的一条途径，就是各省各部门包括新闻机构提供的内参。

1952 年1 月，新华社向内参读者发出征求意见表。毛泽东是这样填写的：“我认为此种内部参考材料甚为有益。凡重要者，应发到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的负责同志，引起他们注意。各大区和各省市最好都有此种内部参考，收集和刊印本区本省本市的内部参考材料。”

针对记者为《内部参考》写的稿子往往被地方扣压的情况，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中央给记者的任务就是如实反映情况。记者反映情况是自己的职责。不论是省市委喜欢的不喜欢的，他都要反映。中央怎样判断，这是中央的事。省市委书记不是记者，不能到处去采访，如果让他任意扣压记者的稿件，中央还要派记者下去干什么？”

到1957 年底，内参工作已有所进展，但也留下不少问题。比如刊登了一些有问题、有错误或不适宜在“内参”上刊载的稿件，同时稿件质量和数量也有日益下降的趋势，甚至连续有好几期因来稿很少而脱期。为此，编委会重新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一方面“内参”主要是供中央负责同志了解国内外各方面情况的一个党内刊物，选稿标准应该从宽；另一方面，内参的阅读范围较广，不限于中央负责同志，所以选登稿件也应有所限制。一般说来，“国际稿件刊登从严，国内稿件刊登从宽；在选择国际稿件时，对反映兄弟党内部关系的稿件从严，对反映一般国际问题和兄弟国家内部一般情况的稿件（如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学术思想动态、人民生活和思想情况等）从宽”。

截止到1957年底，《内部参考》共发行2310 份。阅读范围也是比较严格的，“但实际阅读者却远远超过了规定的范围”。从读者来信可知，不少读者是地委级的干部，一些干部学校的次要干部、一般作家都可以看到“内参”。

1959 年3 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现在的报纸我只看一些消息，但《参考资料》《内部参考》每天必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就有41 篇关于《内部参考》的批示，显见这是他了解各地情况相当重要的渠道之一。

还在1952 年11 月，毛泽东就收到中共山东分局的一份报告，内称区乡等基层干部中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现象严重，省的领导机关也存在官僚主义等问题，除了姑息迁就下级干部，还积压了7万多件人民来信没有处理。毛泽东随即安排在1953 年1 月5 日发布《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

新三反运动中，毛泽东寄望于《内部参考》的，不仅是揭发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似乎还包括它能长时间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内部参考》成了毛泽东了解情况的非正式沟通渠道之一。

内参资料不仅可以帮助处理内政，对应对国际问题亦很重要。毛泽东就多次表示，自己懂一点国际知识，靠的就是每天两本《参考资料》。

毛泽东多次指示要尽量多地收集外部世界各方的情况，特别强调向中央提供参考报道要全面，正的反的、好的坏的都要反映。他很重视外界和我们唱反调的言论。比如1957 年6 月24 日《参考资料》选刊美国《新共和》杂志的一篇文章，他看后在给陈云的批语中写道：“17 页有一句话，值得研究一下。这一句话是唱反调的，但也应当促使我们注意。”按这篇文章题为《在我们的对华政策上的辩论》，毛泽东批示注意的是其中“垮台论”小标题下开头的这句话：“北京政权现在并不能牢靠地控制住大陆，工业产品、猪肉、棉花和煤的缺乏，反映出一种‘严重的经济危机’。”

读了《参考资料》上的信息后，毛泽东会有所思考，甚至形成决策。这些决策当然不是靠一两条参考报道就能作出的，但也不是说个别参考报道对决策没有起过作用。比如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决定出兵援朝，但什么时候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呢？一直等到外国通讯社报道了在朝鲜发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才正式宣布。再如1964 年10 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一直等到外国通讯社报道瑞典地震台测出中国西北地区有震感，周恩来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个集会上正式宣布。这一天，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就守在收讯机旁看收到的外电，副社长朱穆之成了通讯员，负责传递有关信息。这两个故事说的虽是新闻宣布的时机，但也算是一种小的具体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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